這只是對呂大樂的昔日情懷一文的感想，先說明，本人並不在場，整件事情只是透過twitter，參與者對話或網上資訊所知的，所以如有錯誤請告之。
新科技的出現, 使這種活動領導權分散, 這不是個人喜好的問題, 是實用的問題。如果沒有手機, 手提電腦上網玩twitter, newsgroup 你是不會知道很多大會中的其他資訊, 你不知道那裡與網友們集合， 你不會知道立法會記者室的情況, 你不會知道撐高鐵那邊的狀況, 也不會知道那裡的廁所比較近,最重要的是你不能用手機將自己想借議員在財委會想問的問題即場send入會內。而用了這些新科技，傳統的由上而下的社運模式，或多或少都會有所改變。
有了這種科技亦代表大家都能夠用來作通訊, 交流意見之外, 亦有不同網友自發組織相應的行動，亦已經是脫離大會的控制之外，不是害怕行動有否被騎劫，就是怕你不被騎劫。因為這次運動就是讓大家去說自己的聲音，而且背後已經有一個共識，大家行動的最終目的都是要求一個更民主的社會。網上所組成的團體並不是完全沒有規則，而是有另一套符號，規矩來運行，甚麼「河蟹」，「草泥馬」，「＃stopxrl」。而且只要有電腦，大家都都能夠影響這次運動的方向。
最近的伊朗示威就是一個例子，能夠另到群眾可以集結的其中一個原因是，在美國彼邦有一個程式員去協助他們在全國禁止twitter 也能成功番牆用twitter 。如果計責任，這一個食飽飯沒事做的外國勢力也應該有份的。而這些在網上的種種力量，都不是一個中央集權的領導。我在twitter亦看見有人在會中途而「衝呀」來鼓動人群, 大會可能做到的是即時在twitter回應並呼籲大家冷靜，但又不可能找他出來。我想說的, 就是科技已經將召集人的權力分散, 只要有上網功能的電話／電腦就可以去組織或者改變一個一呼百應的行動。責任的確是變得模糊，因為權力再不是集中在大會領袖，而是真正在人民手上。
老實說，這些吹雞運動，並不新鮮，每年71，64，甚至網上facebook group 快閃黨都已經做到了。如果不上網的話，你是不會清楚這班人的想法。所以，我覺得呂教授的問題是並不是在社會理論出問題，而是不清楚網絡2.0的吹雞運動，是怎麼一回事。
我會建議，警察都不妨用twitter去和示威者溝通，反正twitter是公開，誰都可以看。大家都明白對方不是對立的。警方如果能夠用twitter去說明他們的行動意圖，相信衝突是可以減到最少。
制度、秩序、規範只是中性而非必然
「制度、秩序、規範的建設不能以選擇性的方法來處事。」如果說是規矩就是一切, 社會再也沒有甚麼非正義的行為。, 反高鐵的意旨就是反對這樣。當一個制度變得彊化, 就會覺得既然改不了事實, 那麼就不如不做了, 如果是這樣，價值判斷也沒有用了，反正在制度以外的行動不會有效果 。二次大戰時,計畫屠殺猶太人的Eichman的態度就是這樣的, 在他眼中，猶太人只是文中的數字，命令是上面頒下來的，他不做，制度會有其他人會做。這就是制度化的問題。當然，我不是主張無政府主義，但是主動將一些灰色地帶變為黑色，將一齊歸於政治正確的理所當然化，是自動失去個人思想自由。而且我認為叫「理性，冷靜」的人退下來的，並不一定是激烈的行為，而是這種一切以制度，安全至上的主義。吊詭地，制度為上才是最大的暴力的來源。將猶太人一個一個送入集中營，不是一群熱血的社會運動家，而是一班忠於制度，十分冷靜，理性的執行者。
呂教授問，敵對政黨這樣做又如何是？左派的工會在六十年代就做了，比現在群眾還暴力，可是現在他們還得到大紫荊獎。價值與合法性並不如呂教授所想的是必然性，是會隨時代和大家著的著眼點會有所變改。更何況，這次運動，大家都不是反社會，反警察和反議會。我可以大膽說，大家是很歡迎建制派營造一個民眾力量出來表現自己，因為「我不認同你，可是我誓死保護你的示威權利」。因為越多不同意見的勢力興起，才突顯一個民主社會的必要性。因為所有在議會外的示威，都是指出一個議會不公平，不能充分擔當調停人的功能。而且大家對政府不是推倒，而是施壓，要他們進步，不這樣做的話，鄭汝樺會嘗試用facebook去認識網絡空間嗎？（雖然做得好差勁，但是至少踏出第一步，亦使政府承認網絡輿論的重要性）
那麼，是誰應該負責當日的衝突？
可以是那個拉鐵馬的人，他不這樣做，就不需要麻煩。
可以是參加者，他們應該制止害群之馬不能因為一小攝人的利益去影響公眾安寧。
可以是大會，若果大會能夠領導有方，群眾不會生事。
可以是傳媒, 將這次的百分之二的行為妖魔化。
可以是警察，如果警察不阻止大家圍繞立會大苦行，苦行完大家就可能圍繞之後就散去。
可以是建制派，如果不是遠離民意就沒事了。
可以是鄭汝華，高鐵是她負責的，她處理得當就應就沒事。
可以是曾特首，隔鄰澳門也沒事，只是香港那麼亂，有這麼多的民憤，他的管治也有問題。
Take your pick，每選擇一個去解釋, 都代表你的價值觀, 事實是不會改變的, 只是看的角度不同，當中的意義就可以不同。若果，單從法律上說，暴力行為是不對的，亦即是呂大樂所說的不能接受的行為，是可以的。但是，但從社會角度上說，零星的暴力行為必然會被社會所制裁的，相反一個沒約束的建制所做成的破壞是可以無限的。而如果用一些比較激少少，而不流血的行為，去喚醒大家對這次運動的關注是否也是可以呢？ 反思一下誰需要負責任，為甚麼我們／他們有這種想法，我們才可以從這個運動有所得著。 在香港，我們有的是自由，如不妥善運用這些自由制度，不僅是對民主，也是對民生（少數社群）的保護，是一大浪費。
而且，歐美反動示威還是很激烈，或許有人說我們香港社會價值不是這樣的。 可是，當初，長毛不是被視為衝擊立法會的表表者，劉慧卿也不曾在街上靜坐而被警察抬離？他們還不是最後受人民所認同而走進立法會內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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