立法會剛於本月上旬為審議競爭法舉行了一次公聽會。與會者對訂立競爭法提出不同論調，各大政黨希望競爭法可用於遏止大企業對市民的壓榨；中小企則害怕現有業務會受競爭法所拖累。誠然，正反雙方的意見都是對立法的深度及闊度提出合理的憂慮。
杜大衞於12月4日《明報》發表〈競爭法的成本〉（下稱〈競〉文）一文中，嘗試探討競爭法的執行成本會令執行機關得不償失。我們認同杜大衞要求政府向市民清楚闡述競爭法內容，才將之立法的訴求；但卻認為他在計算競爭法成本的方法，以及其引申論述有商榷之處。
數據影響大眾觀感
首先，〈競〉文所轉載的資料與今年6月英國競爭委員會《2009-2010年度報告》內的數字有所出入。根據該報告指，截至今年3月為止，英國競爭委員會的年度淨支出為2500萬英鎊（大約3950萬美元），而非杜引述的9500萬美元；該委員會平均僱用一百四十一名全職員工， 而非杜所述的六百位；委員會於上年度處理了八宗個案而非五宗（另九宗正在調查中）。
數字的高低和準確性會影響大眾對制訂競爭法的成本效益的觀感，在此不得不冒昧指出確實的數據。
曾有人質疑英國競委會每年調查的案件太少，效率不大。然而，英國競委會的調查對象較少，所以更加着眼於對社會影響最大的市場和企業。由於每宗調查所牽涉的市場資本很大，所以調查大企業所牽涉到的訴訟成本，相對來說比較划算。例如英國競委會在2003年調查清算銀行有否濫收中小企費用時，調查費用約為280萬鎊；相對於涉嫌濫收每年5億2500萬鎊的數字，其實符合經濟效益。
「打大老虎」為對整個市場產生震懾效應。大商家為避免競爭法委員會調查，會自律地改變一向不當的競爭營商模式，以融合公平競爭的文化。只要一兩個成功檢控的案例，就能引發震懾效應，並不需要大量訴訟和調查成本。所以，我們認為「因為大量競爭案例，而使律師成為競爭法最大得益者」的說法，有欠公允。
競爭法令兩類人得益
除了成本，我們還應先行列舉競爭法的得益者，才去判斷立法是否「划算」。前英國競爭委員會主席查樂斯基（Paul Geroski）認為，競爭法主要有兩類型得益者：消費者和生產者。
消費者為競爭法的直接得益者，他們可以防止大商戶合謀抬高商品價格。例如在2000年，英國競委會調查汽車市場反競爭行為後發現，企業將新車市場標價提高10%（市場總額共20億鎊）。報告發表後，各大車商便跟隨競委會的措施停止表面上的合謀定價，往後幾年的新車價格亦顯著回落。因此我們推斷，消費者是政策的直接受益者。
訂立競爭法的另一得益者是生產者。他們可以利用競爭法防止銷售渠道遭到壟斷，從而擺脫批發價的掣肘。當然，這等利益難以量化，所以我們相信即使怎樣評估亦難有準確預測。可是，在超級市場及大型連鎖店壟斷的營商環境中，可以預期一些倚賴零售行業為生的創意工業，如音樂、出版和電影製作等，會因為零售商難以合謀定價而受惠。
總結來說，如果從英國例子的賬面值計算，即使剔除生產者的利益，只要競爭委員會成功壓抑某類型大企業的一兩個（例如航空公司和連鎖超級市場）的價格壟斷，當中所帶來的消費者利益，已經可以輕易抵償政府的成本。所以，若我們再以成本效益評估競爭法，才是對經濟學認知不足。
作者為社區發展動力培育CDI成員
刊載於信報 2010年12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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